不是坏人

“谈酒。”君舍轻飘飘地答。“波尔多今年收成不好，德国的生意又黄了，我总不能抱着橡木桶露宿街头。”

边检官把证件在掌心一拍，眉毛淡得几乎没有，眼睛却毒得厉害。

“现在从德国进来的法国人，大多是两种，一种是劳工，一种…是替纳粹做生意的，”他眼皮微微抬起。

“您是哪种？”

“第三类，先生，”男人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。“既不是戴高乐的朋友，也不是贝当的孙子，上个月我就申请回日内瓦了，可您也知道，北边这些路，不是谁都能挑的。”

接下来的过往，被他唇角噙笑娓娓道来，像在介绍一款需要醒太久的酒。

这位“贝拉尔先生”，战后一直往返里昂和慕尼黑之间，打理叔叔名下酒庄在德占区的生意。

“本可以走巴塞尔，”他摇头苦笑。“但那边的桥被炸得只剩一根肋骨，绕到这边来，全是为了让我的司机多睡一觉。”

说着，君舍摸出银质烟盒，抽出一根登喜路递过去，下巴朝车里偏了偏。司机摇下车窗，脸部浮肿，眼底青黑，一副被战争熬干了最后一滴油水的模样。

边检官没接烟，只是绕到车后，敲敲后备箱，又低头瞅瞅轮胎。舒伦堡立刻从副驾驶出来：“先生，我来开箱。”

后备箱打开，里面是两只旧皮箱、几瓶裹在呢绒里的酒样——真正的波尔多，瓶塞上的铅封已经发黑。最下面还压着一本蒙田的《随笔集》，皮面磨得发亮，像被人从塞纳河旁的旧书摊一路带到瑞士来的。

“您该尝尝今年春天运出来的这批。”君舍施施然开口。

“木桶味重，口感却不烈，配边境的雾天正好。”

边检官闻言拿起一瓶，对着光研究片刻，复而狐疑地打量了君舍半晌，努力把眼前这风度翩翩的形象，和那位“路易·贝拉尔”重迭在一起。

这个男人连领带夹和手帕都透着法兰西式精致，仿佛天生就该穿法兰绒大衣、戴软呢帽、用一根不缺钱的食指轻推帽檐。

他的申报单上，盖着维希时期最后几周的入关章，附带慕尼黑批发商的采购确认函，还有日内瓦商行的租契，挑不出半分破绽。

那形象迭得勉强，但也没到全然裂开的地步。就在边检员蹲身看车底时，后座那只猫冷不丁发出一声又低又哑的抗议性嚎叫。

它从车里探出脑袋，扁脸，长胡须，看起来相当不好惹，金毛在风里炸成一团火。

铁血宰相显然在车里憋了半天，脾气压到了极限。

边检官吓了一跳，手里文件差点飞出去。

“您的申报单里没有猫，猫没有检疫证。”他终于找到了理由。

这个贝拉尔举手投足之间，俨然是从巴黎第六区的艺术沙龙里走出来的，可他偏偏，闻到了一股柏林阿尔布雷希特大街地牢的味道。

世上所有的完美，都有同一个破绽：太完美。

这个人连靴尖上的泥点子，都像是为配合这套行头才故意沾上去的。

“猫不算是货物，先生。”君舍唇角弧度依旧，指尖在裤缝上极轻地一敲。他只剩这一点没藏好了。

“它叫俾斯麦，教养极好，不抓老鼠，也不咬边检官。”

这番幽默并未博得对方一笑，边检员盯着猫看了好一会儿，那猫也用一只眼睛回瞪他，像在评估要不要赏他一飞爪。

“我需要您和司机离开车辆，接受全面检查。”他最终下了决定。

俞琬就在那时，慢慢走了过去。“先生，我们认识他。”说着，又飞快转头看向温兆祥。

“他是我们的朋友。”

温兆祥嘴角微微一动，顷刻会意，不紧不慢走向边检官：“贝拉尔家的红酒行，和我们战前就合作了，说起来，他的酒庄还欠我两桶霞多丽。”

他叩了叩指间雪茄，语速放慢。

“您知道的，商人没几个经得起拿放大镜看。”

边检官瞧见温兆祥递上来的商会理事证件时，眉梢微微一挑，又瞥了眼身后那辆挂着日内瓦牌照的劳斯莱斯。

俞琬见状又浅浅笑了笑：“他不是那种坏人…您看，他连猫的检疫证都忘了带，这般粗心的人。”

边检官转头认真端详了这女人片刻。

她脸色苍白，眼睛湿得好似刚哭过，实在不像在这时候还有心情撒谎的人。

一个怀孕的东方女人，一个圆滑的日内瓦老商人，一个玩世不恭的波尔多酒商，再配上一只脾气不好的肥猫，这组合乱糟糟的，反倒透出一种战争末期瑞士边境独有的荒诞真实感。

边检官无声叹了口气，递回证件：“别再让我看到那辆车里藏着猫。”他瞪了霍希后座一眼，俾斯麦打了个轻蔑的喷嚏，算作回敬。

临上车时，那位棕发绅士偏过头来，琥珀色眼睛眸光流转，他朝女孩扬了扬帽檐，标志性轻轻慢慢的嗓音随风漫过来：

“Merci，夫人，一路平安。”

似是附和般，那只金色长毛猫也凑过来，又长又嗲地发出一声“喵呜”。

后来，俞琬在日内瓦湖畔的小楼里又听见那声“喵呜”。只不过这次是从她家院墙边，俾斯麦正大剌剌坐在紫藤底下，前爪往约翰的靴面上按着，像刚占领了一片新殖民地。

她在早市和湖边碰到过君舍几次，浅色亚麻外套，有时夹着份报纸，有时拎着袋橘子，帽檐压得很低，约莫还是顾忌着之前身份被人认出来。

他总说：“正好来散步。”也总讲些不着边际的话。

说“湖上的天鹅又胖了”，说“俾斯麦现在连鹅肝酱罐头都不屑一顾了，只吃新鲜的鳕鱼”。还抱怨日内瓦的雨比巴黎还爱挑在黄昏下。

聊起那只猫时，棕发男人总是边笑边摇头，控诉俾斯麦是十足没良心的的小势利鬼，丢尽了铁血宰相的脸。

“它现在只把我当房东，”他无奈摊了摊手，“这年头，猫都知道审时度势。”

俞琬抿了抿唇：“它挺乖的。就是老啃约翰的鞋带。”

男人眼尾细纹漾开来，说那是铁血宰相在替德意志帝国验收瑞士的鞋匠手艺。

女孩被逗得笑起来，笑意很浅，从眼角漫到嘴角，如同湖面下的游鱼顶开了一片花瓣。

她偶尔会恍惚，若是回到一年前，自己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还能同眼前这个人，心不跳手不抖地聊着一只肥猫。

现在，那只铁血宰相还蹲在女孩脚边，下巴搁在她的棉布拖鞋上，呼噜打得像台小马达。

天光渐沉，湖上浮起一层淡青色薄雾，渡船慢悠悠开过去。

也许这就是和平了，比酒还稠，比湖还静，静得她几乎能听见肚子里的小黄豆悄悄翻了个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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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内瓦的夏天走得很慢，像一位年老而体面的访客，在湖边长椅上坐了整整三个月，才不情不愿起身。

湖边的野玫瑰开了又谢，椴树叶子从嫩黄变成深绿，又不知从哪天起，绿里透出几分铁锈般的黄。

俞琬的肚子也已经很大了，七个月，那颗柠檬已经长成了甜瓜，弯腰开始吃力，她已经不能很好地看到自己的鞋尖了。

医生说她一切尚可，只要别累，她每天都出门。沿着湖走，经过花店，经过栗子摊，走到红十字会的灰楼，再原路折回来。

起初只要二十分钟，现在得走半小时。女孩有时会在湖边的铁椅子上歇一歇，望着湖面出一会儿神，再起身，只看前面那小截路。

仿佛只要走到头，就能从哪个转角，走回波兹南火车站，走回巴伐利亚的雾里，走到他身边去。

女孩给他写了很多信，字比从前大，因为手会浮肿，握笔不太稳，写宝宝现在会打嗝，一下一下，像你在坦克里敲舱盖。

每一次去红十字会，苏珊都会早早从柜台后站起来，对她摇头，她没哭过，她从不在外面哭。

有天下了小雨，回来时头发和脸都已经湿透，约翰见了，脸色变得很难看：“明天我去。”俞琬轻轻嗯了一声，可第二天依旧出了门。

六月份的时候，她在柏林读书时的好朋友席与时，也顺道来了日内瓦。

与时已经结婚了，几年前就去了伦敦，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丈夫，国民政府的驻欧洲贸易专员，再过一个月，就要调职去华盛顿赴任了。

席与时只待了半天，两个女人在湖边的咖啡馆里坐了很久。与时说，伦敦轰炸那阵，她天天在防空洞里织毛衣，织了拆，拆了织，后来索性不织了，因为发现不管织成什么样，人只要还活着，就比什么都好。

俞琬点头，拜托她到了美国，也帮忙去问问克莱恩的消息，席与时静静看着她，像有太多话，最后只挤出一句：“琬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”

是啊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可她的战争没有。

上个月，温兆祥给纽约和三藩的华侨商会都发了电报，回音零零碎碎的。

有人查了美军战俘登记，说警卫旗队师已经在四月份整建制向美军投降了，可唯独师长克莱恩单独脱队，去向不明。

也有人辗转打听到，有个年轻的党卫军少将在巴伐利亚被俘，伤很重，送到慕尼黑西边的战地医院，后来转移了。转移去哪儿？说不清。

婶婶急得整夜睡不着，嘴上起了几圈泡，每天来她这里帮她熬糖水，反复念叨着：“没消息就是好消息”。

俞琬会轻轻应一声，像从湖面上掠过的一小片光，落下来就没了踪影。她知道他们都怕她垮掉，可她不会垮。

她肚子里还有个小家伙，每天都在替克莱恩敲门，

它现在果真和它爸爸预判的一样，踢得很凶，晚上尤其，像在练正步。

偶尔一脚踢得她肋骨一颤，她就忍着那阵疼，柔声对着肚子说：“别踢了，你爸不在，没人给你喊口令。”说完，自己先笑了。

睡前，女孩也会和它说话。告诉它妈妈今天又去问过了。从来不说“没有”，只是“还不到时候”。

这孩子是她从一个塌掉的世界里一寸一寸抢出来的，她舍不得让它听半句灰心话。

七月初的时候，维尔纳也到了日内瓦。

事先没写信，也没发电报，他是在一个下雨的黄昏，拎着箱子出现在小楼门口的。皮鞋上全是泥，灰雨衣在风里鼓起来，像只落了水的猫头鹰。

几个月没见，这位容克少爷瘦了一圈，但一开口，还是那副叽叽喳喳停不下来的腔调。

“别那么看我，我可不是逃兵，我是从维也纳调来的！日内瓦总部终于发现，他们最需要的人才其实一直是我。”

原来，在女孩离开波兹南后一星期，维尔纳就被红十字会转去了奥地利，在维也纳炮响之前，又被匆匆塞上了一列南下的伤兵车，车上全是断胳膊断腿的人，他一个人给二十七个人换了药。

维尔纳一鼓作气讲了很多，从路上怎么弄丢了行李，到表嫂每天这样走去红十字不好，话密得像被湖风吹落的玫瑰花瓣。

末了，把牛皮纸袋往她手里一塞：“喏，维也纳产的杏子酱，我扛了一路；味道还凑合。”

俞琬垂眸看去，罐口还贴着多瑙河风景的旧标签，眼眶不知为何红了一圈。

从那天起，维尔纳每隔几天就搭电车过来一次。

有时带一听炼乳，有时是两块牛奶糖，有时什么也不带，就过来坐坐，用那医生脑筋给她列单子：什么月份该补什么，睡觉要往左还是往右，天气潮了鞋底要加垫。

他总是不停地说话，说瑞士的奶酪太软，香肠没有味，红十字会的咖啡比代用咖啡还难喝，仿佛要用力填满什么。

维尔纳偶尔也给她测血压，听胎心，一边听一边半开玩笑：

“我那个讨债鬼表哥，命硬，听我妈说，他小时候他掉进万湖冰窟里，自己愣是爬上来，还顺手捞了条鱼，你信不信，这样的人一般死不了。上帝都嫌麻烦。”

他每次说到克莱恩，都故意把语气弄得像在骂人。

说完，又耸耸肩：“我告诉你，盟军不会让他死。他那么有名，留着他比杀了他有用，这种人就适合被关起来，关在窗子很大的地方，有人给他送红茶，还有医生给他治胃，说不定现在正舒舒服服坐着读福尔摩斯和马克吐温呢。”

她听了，眉眼就不自觉弯起来。

后来俞琬发现，维尔纳每天傍晚，都会去湖边转一圈，回来时手里多几份报纸，纽约的、伦敦的、巴塞尔的，全翻到战俘版，嘴里嘀咕着“这写的是狗屁”，“日期对不上”…

可他从不把报纸给她看，只说她的胎位很正，再过三个月自己就能正式荣升舅舅了。

有时候，女孩真想堵住那张喋喋不休的嘴，可更多时候，只那么听着，小银勺在蜂蜜牛奶里慢慢搅。

维尔纳也帮她在红十字总部内打听克莱恩的消息。